老公外遇后总感觉不信任了（老公外遇后）
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二，批评官员的公共言论入罪标准应提高。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里最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公共性言论具有优先保障的地位，私人性言论则与其他权利一视同仁，通过法官个案衡量确定。[16] 中美两国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还与对宪法的理解有关。[2]6月25日，打假斗士方舟子与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互诉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法庭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判决互相侵权并互负赔偿责任。但是，我们应当思考：宪法义务是否等同于法律义务？公民是否和应当具有宪法义务？我们想当然地把宪法当作普通的法律，从而认为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是对应的，但是，普通公民违宪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要求普通公民承担违宪责任的判决。[3] 王巍：‘方、崔骂战宣判互道歉各赔4.5万，载《新京报》2015年6月26日，第A1版。
五、言论自由的双重性与名誉权和诽谤罪的重构 言论可以划分为公共言论和私人言论。[23]费斯教授持有这一观点，国内学者如陈斯喜、翟小波也持这一观点，参见翟小波：《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宪政实践也表明，宪法守护者的智识和技术基础具有必要性。
[5]自由主义认为宪法是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自我存在的需要而缔结的，国家在本质上是宪法构建的产物，是为了克服人性弱点而存在的。理想的守护者还要求宪法守护者的组成人员具备较高的道德境界，良好的道德修养可以使他们恪守法治精神，维护宪法核心价值。[14]雅典政制的突出特征在于多个权力中心之间的制衡，雅典民主主要的政治制度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最有权力的机构，实际上是由所有公民决定城邦政治事务的组织。孟德斯鸠在讲到现代分权的必要性时就提到，分权的目的在于公民自由，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0}。
即如何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张和国家统一性通过适当的方式实现统一，而不是对立和充满张力。其次认为宪法的真正守护者应是总统。
这样的宪法实际上并不符合现代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君主的力量不受宪法制约，或者说制约程度很小。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宪法守护者，这就是历史上的苏联。纯粹法学的凯尔森就认为法律是由一系列相互连接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整个法律制度的构建存在于从应当规范到具体应当规范这种等级化秩序之中，其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从静态维度来讲，处于低位阶规范的效力来自于一个比它更高的规范，所有法律规范力最终会追溯到宪法规范。[31]需要注意的是，法国的宪法委员是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宪法监督机关，尽管在其人员任命上体现了政治性，但其本质上是一个宪法司法机关。
人民将自己的价值需要对象化在宪法里面，通过宪法实施满足自己价值，实现自治自由和自尊的生活。但此项处置得由联邦大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各种守护者，不管是单独的还是复合的，其在实际运行中都有利有弊，最好的守护者只存在理想中。这种观点相对来说保守一些，属于渐进性的改革，但其最终还是指向了宪法法院，因此这种方案也是不可行的。
在这五部宪法里面，《共同纲领》的过渡性和临时性决定它并没有为自己设定宪法守护者，而其他的四部宪法基本上都规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是宪法的守护者[27]。如果让天使统治人，则政府便无需内部和外部的控制，建构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能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则是强制政府控制它自身{12}，只有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否定才会使政府保持良性的运转，最大限度保护人们的自由。
尽管弱司法审查是建立在议会主权的基础上，立法机关在违宪审查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司法机关毕竟享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因此，在中国实行这种复合制宪法守护者，明确法院是否享有审查权和享有什么样的审查权，以及享有何种程度的审查权是其前提基础，否则这种守护者很难具有现实意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守护者的规范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也很大。
等级会议于宪法受侵害时提起诉讼之权利。从动态的维度来看，整个实证法律体系的建构是由宪法规范逐步具体化而产生的，这个过程与静态维度是相反的。法院相对于立法、行政机构而言，其司法性质决定了其具有的中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特征。在中国，香港的违宪审查也借鉴了这种模式，这主要体现在《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对基本法的解释权的规定上，本条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地区法院的复合式审查问题[33]。这样一来，下面的法律规范如果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对对象法律进行审查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2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三款、十四款。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因此，黑格尔的宪法体现了逻辑和自由的统一。
宪法守护者是一个恒常在场的机构，要时刻在场才能满足监督宪法和处理违宪问题的需要，特定调查委员会的临时性和非常设性决定了其并不能将监督宪法的专业性集中体现出来。如果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通过审查认为对象法规明确违反宪法规定，一般并不会直接作出对象法规违宪的判断，相反是通过向该法规的制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建议和督促对象法规制定机关进行修改。
其词Senatus源于拉丁字Senex。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人民才能最终守护宪法。
宪法守护者通常是由一个特定的机关来担任，是主体的宪法本身内在结构的需要。因为，对象法规的制定机关在第一阶段会接受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意见及时修改，将违宪的风险提前消除。既然宪法现在所受到的威胁是出自立法部门，那么立法者也就不能成为宪法的守护者。而由民众直接选举的总统代表了德国的统一性，最适合担当这个决断者，也最能保证国家同质性。
另一方而，法院担任绝对宪法的守护者也不具备应有资格与能力。宪法的发生和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在宪法政治时期创制宪法的政治过程。
（c）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d）但特区法院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在制度层面，可以借鉴法国经验，制定《宪法委员会机构设置法》具体规定宪法委员会的产生和运行机制。
[15]元老院和参议院具有同一的含义，都是The Senatus，只是翻译的不同。然而从以上宪法规定可以看出，这种区分似乎不明确，好像国务院、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也享有违宪审查的权力。
但是若分开来考虑，他们的权力便化为乌有。（2）等级会议在宪法受侵害时之异议权论。（四）关于联邦与各邦间、邦与邦间或一邦内之其它公法上争议，而无其他法律途径可循之案件，（a）任何人声请其基本权利或其依第二卜条第四项、第三十三、三十八、一百○一、一百○三及一百○四条所享之权利遭公权力担害所提起违宪之诉愿。判断宪法守护者优劣的标准只能通过实践来确立，即在具体历史情况下，能够有效监督宪法的实施和保障公民人权的守护者就是成功的守护者。
后来，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派出精锐部队陆军101空降师出面控制局势，最终9名黑人顺利人学。这三种情况主要的差别在于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系的不同。
例如，瑞士实行由议会、政府和法院共同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其中，规范性是前提，中立性是基础，权威性是关键，专业性是保障。
在此意义上，施密特绝对不会根据《魏玛宪法》第19条的规定认为国事法院是宪法的守护者。因此，宪法守护者是宪法结构的内在需要。
